太史公曰：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

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？

’”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

小子何敢让焉！上大夫壶遂曰：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？

太史公曰：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

诸侯害子，大夫雍之。

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

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

贬天子，退诸侯，

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

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

’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

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

明是非，定犹豫，

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

存亡国，继绝世，

补弊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

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故长于变；

《礼》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

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。

故长于政；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

故长于风；《乐》乐所以立，

故长于和；《春秋》辨是非，

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

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

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

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，

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，

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

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

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

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

’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

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’。

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

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

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

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

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

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，

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

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

臣不臣，父不父，

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，

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

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，

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

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，

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，

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

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壶遂曰：孔子之时，

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

故作《春秋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

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

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

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

欲以何明？”太史公曰：唯唯，

否否，不然。

余闻之先人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作《易》八卦。

尧舜之盛，《尚书》载之，

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，

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，

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

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，

至明天子，获符瑞，

封禅，改正朔，

易服色，受命于穆清，

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

重译款塞，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

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

且士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；

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，有司之过也。

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

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

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，

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，

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，谬矣。

”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

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：是余之罪也夫。

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毁不用矣！

”退而深惟曰：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

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

孔子厄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；

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

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

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

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

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

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

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

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

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

自黄帝始。